对自己的体能有点信心了。

拎着重得跟石头一样资料袋从展会出来的时候脑子基本已经不转了。

Y：“我们今天走了多久？”

F：“7个半小时，吃饭花了半个多小时”

Y：“太好了，明天我最好背着双肩包，权当在里面负重徒步了。哈哈”

最近一直想着离城去徒步啊爬山之类的，看来直接就可以在展览会里徒步旅行，还有收获。

刚回上海的时候，租住了一年在康平路上。

这条路上也有属于我的记忆。

 

撒落在康平路上的记忆        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 如今生活、工作在上海的人，对康平路几乎都不陌生了。但在20世纪60年代前，知道康平路的人并不多。
　　
　　　　1949年秋，我进入延安中路福煦坊圣芳济中学(1952年改名为时代中学)初中一年级学习。不少同学听到我住在康平路，都会带着好奇的语气问我：“康平路在什么地方?”在他们心目中，学校周围几公里的马路，他们没有不知道的，康平路一定离学校很远或者是在偏僻的地方。实际上，康平路与延安中路相距只有几公里。
　　
　　　　那时，过年过节，我们随长辈探亲访友回家雇三轮车或黄包车时，经常会遇到不知道康平路在哪里的车夫。这时，我们只要说在高思路(今高安路)“可的牛奶棚”南面，他们就会点头明白。这与康平路的具体状况有关。首先，康平路的人口密度相对较低。其次，康平路与周边几条较出名的马路，除了与华山路(旧称海格路)相连外，其余均不相连。此外，这条长约1公里的路只有一家小烟纸店，也没有任何公共交通车辆穿行。
　　
　　　　直到1966年12月下旬，上海发生“康平路事件”后，康平路才为上海市民广为知晓。
　　
　　　　康平路的前身是三个村宅
　　
　　　　1922年康平路修筑之前，这里有两个自然村——许家宅和袁家宅，归属于上海市法华乡。许家宅范围较大，位于康平路北侧，它的西边接近天平路，东边接近吴兴路。袁家宅位于康平路南侧，范围较小，主要分布在宛平路两侧。在康平路吴兴路交叉路口东北面，还有一个周家宅居民区。
　　
　　　　据有关资料记载，从1932年起法租界内的华人人数激增，是1865年的9倍，外侨人口增加了近35倍。随之，法租界内的住房、交通问题日益突出，康平路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修筑的。最初这条路是以法国侨民的名字命名为麦尼尼路，1943年改名康平路，沿用至今。法租界当局的办事原则是“空手套白狼——无本买卖”，在筹建一些公益事业时，往往采用“你出多少钱，我办多少事”的无本万利的办法。康平路属于非主干道，所以从开始修路到开通，其间出现了许多“怪事”。
　　
　　　　“五花八门”的路面
　　
　　　　听老人说，当时每个要在法租界盖房的人，必须向法租界有关部门提交土地证或土地租赁契约、建房申请书、房屋设计图和屋内外设施结构图等，同时要交上一定金额的市政建设费。然后，法租界有关部门，再根据各房主的具体情况安排相关的建设。由于每幢房子建房的时间、地点和交付的金额不同，这些相关的辅助建设(如自来水供水系统、污水排水管道、电线的接入、道路铺设等等)也有所不同。在1946年前，这条长度近1公里的马路就有四种路面：泥(土)路、煤屑路、碎石砂屑路和柏油路。其中只有华山路至天平路路段的路面全部铺的是柏油，其他四个路段，不是南北两侧的路面不同，就是东西两段的路面不同。如天平路至余庆路路段和余庆路至宛平路路段，都是以康平路中央线为界，分为南北两侧，每一侧都有柏油路和碎石砂屑路面。这是因为这段路面是由路两侧的住宅主人出资建造的，有的愿铺柏油路面；有的愿铺碎石砂屑路面；有的房屋离路中央较远，有的房屋则离路中央较近，故而造成了路面宽窄不一，非常难看。
　　
　　　　宛平路至吴兴路路段，则是康平路中最差的一段路。在康平路修筑之前，这里是一个大土丘，土丘的南缘与吴兴路92弄北侧围墙为邻，北缘一侧延伸到挂有“CCK”标牌大礼堂的北侧。整个土丘面积大约有3到4个足球场那么大。土丘最高处约有1．5米左右，康平路正巧是从土丘最凸部位通过。因为当时土丘上没有任何建筑物，只有南面一部分土地种了一些农作物，北侧全是空地，所以当修筑康平路时，只按路面宽度和路底标高，将这部分土丘挖掉而其他部分没有进行任何铲挖。这段路就像仰卧在土丘当中的一个大凹槽。经行人和车辆碾压，表层泥土被碾成微细泥粉。遇到长时间不下雨，风一刮，泥粉就随风漫天飘浮。遇到下雨天，土丘高坡上的泥水就向凹槽内泄泻。路旁又没有下水管道。凹槽内很快汇积了大量泥水。行人要通过这段路，只能从两侧高坡上绕行。这时高坡上的表层泥土被雨水浸泡后很快变成“烂糊泥”，而表层下面因为渗漏的雨水较少，泥土较硬。在这种路上行走，对大人来说似乎问题不大，可对我们这些小学生来说，每次都是胆战心惊、小心翼翼，稍有疏忽就会滑倒。所以大都叫这段路是“阎王路”。直到1946年，在这段路的南侧建造了两幢独立的花园洋房(康平路71号和81号)，这段路才被改造成柏油路。而康平路整体铺上柏油还是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。
　　
　　　　持续一周的“挖煤大战”
　　
　　　　要是有人说在康平路下面能挖到煤，你一定会说，这是说梦话。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。1944年春末夏初，最初有几个人在康平路四弄南口西侧的煤屑路段将煤屑路面刨开，不断往深部刨挖，从刨出来的煤渣中挑拣没有烧透的煤块。一天下来，拣得多的人能拣到大半口袋(装２５公斤面粉的布口袋)，拣得少的人也能拣半口袋左右。几天后，挖煤大军增至数十人，短短的一段路面上，挖出了大大小小几十个煤坑(洞)。大的洞口有1米多宽，小的也有七八十厘米宽，深度在1．50米左右。这场“挖煤大战”持续约一个星期。
　　
　　　　对于这场“挖煤大战”，当地老人是这样说的：“过去这里河浜很多。上海城里的发电厂、棉纱厂，都将他们厂内锅炉房废弃的煤渣用车运到这里，倒在这些河浜里，日子一长河浜都被填没了。拣煤块的人，就从这些废弃的煤渣中挑拣出可用的煤块。”
　　
　　　　从《徐汇区历史河道分布图》上可以看到，在康平路东端确实曾经有一条西浦河由北向南流经这里。老人们的话是有根据的。
　　
　　　　多姿多彩的居民住房
　　
　　　　虽然康平路的路龄不太长，但路两旁建筑物的时间跨度较长，既有20世纪初建造的类似官家大院式的“宅院”和老城厢平民住房，也有20世纪20至40年代中建造的欧美风格的花园別墅和成片的西式里弄洋房，还有在80年代以前为数不多的高楼建筑和很罕见的平房式洋房。
　　
　　　　康平路上那幢类似官家大院式的“宅院”，坐落在康平路118号和变电室之间，原门牌号为120号。主人从事何种职业，不详。“宅院”正门上有一小块碑，写有“清庐”两字。从20世纪20年代起，这座“宅院”的户主姓居。
　　
　　　　值得一提的是康平路上的花园洋房。那时在靠天平路一段的康平路建造的房子较多一些，在如今康平路、天平路交叉路口东南角的天平路135号有一幢较大的洋房。1918年，梁启超为了纪念蔡锷，在上海成立松社，社址就设在这幢洋房内。同时在楼内还建立了一个松坡图书馆。1923年，上海松社迁到北京，松坡图书馆也迁到北京北海公园内的“快雪堂”。后来，这幢建筑物属于一个姓孙的人。到40年代，这座花园别墅已不太景气了，花园内杂草丛生。如今这座別墅小门上的门牌号是康平路207号。2005年10月，这座別墅被列为“上海优秀历史建筑”。
　　
　　　　康平路上30年代建造的房屋以西班牙式楼房为主，住房和花园面积都较大。康平路189-191号、188号、192-198号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建筑，主要在天平路至余庆路之间的康平路两侧。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，这一时期建筑以欧美式(有人称之为现代派)为主，住房和花园面积明显小于前一时期。康平路1号、4弄2号、4号和14１号，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建筑。其中，康平路1号在2005年10月被列为“上海优秀历史建筑”。
　　
　　　　从1941年到1948年，房地产开发商(上海人称其为“大包筑头”)进入康平路，如今康平路203弄和康平路154—168号就是这一时期建造的。其中住房和花园面积最大的是康平路71号荣家的住宅。康平路9号是一幢典型美式二层楼洋房，是陈景韩老先生为他在美国工作的儿子回国建造的。他儿子一家在上海住了一年左右后返回美国。50年代中期，这幢房屋曾经是徐汇区交通管理部门的一个办公地点，后经翻建改作他用。
　　
　　　　梅先生躲到我家来过生日
　　
　　　　1985年前，康平路上最高的大楼，是位于康平路余庆路交叉路口东北角康平路182号的“爱丽公寓”，建于1934年。这座大楼最大的特点，是一层楼为一个狭长形火柴盒状建筑，全部为汽车库，面积约占整幢大楼建筑面积的三分之一；二至十层住房建造在汽车库的北端，所以周围居民都叫它“九层楼”。整幢大楼颇像一只高筒“皮靴”。
　　
　　　　30年代中期起，法租界当局规定在法租界的高级住宅区(康平路包括在内)，中国式民用住宅一律不准建，西洋式住房也要盖三层楼以上。康平路4弄3号内的那幢西洋式平房，是以“私人花园休息(闲)、管理用房”名义申报的。屋内的设施，如卫生设备、上下水的管道、壁炉等，都按规定配套齐全。这类建筑不仅在康平路是唯一的，在法租界内可能也是罕见的。
　　
　　　　这幢房屋是吴昆生先生于1940年出钱建造的，房屋造好后连同周围的土地以“租赁”形式租给我祖父黄岳渊。于是，祖父便将他建在真如的黄氏畜植一分场(又称黄家花园、黄园)迁来康平路。由于祖父的精心设计，康平路黄园的园景很有特色，再加上我祖父30年来从全国各地购入和自己培育成的几百盆珍稀盆景，几百种西洋杜鹃、中国杜鹃、茶花、月季和一些名贵的庭园树木——龙柏、雪松、白皮松等样本，所以很快康平路黄园就成为上海园艺爱好者经常光顾的地方。
　　
　　　　抗战期间，梅兰芳先生蓄须明志，坚不事敌。日伪屡屡纠缠梅先生，要梅先生为他们宣传“日中亲善”，但均遭拒绝。日寇不甘心，便又于1944年10月梅先生生日前，企图借为梅先生做寿，诱逼他重登舞台。梅先生为了躲避日本人和一些“说客”的纠缠，在朋友的帮助下，决定到康平路黄园以赏景观花方式“过生日”。
　　
　　　　我祖父对梅先生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十分佩服，所以那天梅先生、梅夫人及梅先生的挚友孙先生到黄园时，祖父亲自陪同参观游览。在愉快的赏景和轻松的交谈中，梅先生的忧烦情绪得到舒缓。在离开之前，梅先生提出与我祖父合影留念。几天后，梅先生派专人送来一张放大(七吋)的照片和一幅他亲自画的梅花。祖父将这张照片放在客厅桌子上的相架内。照片中的梅先生穿一套白色(浅灰色)西装、上嘴唇留有一小胡须。我祖父穿的是一套白色的中式短服，两人都面含笑容。照片的背景是仙鹤棚。这张照片在“文革”中被查抄后丢失。梅先生的梅花图，祖父收到后马上请人装裱。后来，这幅画“劫后余生”重归我家。
　　
　　　　曾亲眼看见古墓被挖
　　
　　　　1946年以前，在康平路的空地里，除了种植农作物外，还能见到各种坟墓。有用泥土堆成小土丘状的（上海人称之“坟墩头”），也有用泥砖砌成小墓穴的。每年清明过后，从每个坟墓上有没有新培的泥土或香灰，就能知道这个墓穴的家人今年有没有来追悼过先人。
　　
　　　　我记忆最深的一件事，大约发生在1945年秋天。那天早上，我上学经过“阎王路”时，看见南侧坡地上有几个人正在挖一座墓。钢钎的尖端抵住坟上一种灰白色的土块。铁锤每冲击一次，剥落下来的土块都很少。我感到很奇怪，为什么这种白色泥土这么硬?一位年长的老工人告诉我：“过去有钱人家砌墓穴时，为了防止地下水渗漏，在砌砖时不是用盖房常用的纸巾石灰，而是将蒸熟的糯米与石灰浆混在一起搅匀后，用棍棒不断锤打，将糯米和石灰浆捣成泥状。用这种泥浆来砌砖、抹墙，比现在‘水门汀’(混凝土)还要密和硬，一点不渗水。”
　　
　　　　当天下午放学回家，墓穴已被挖开，周围已围了不少人。我从人群中挤进去，见到一个大墓内有两个南北方向并排的墓室。一个人站在墓穴边上喊道：“各人把绳子拉好，往上吊!”四个工人将绳子缓缓地往上提。棺材提放到墓穴边上时，我看到这口棺材已有些腐朽。一个工人用钢钎把棺材顶板撬开后，另一个人先从棺材内拿出一顶五颜六色珍珠金丝组成的凤冠。周围的人发出一阵惊叹声。此后又从棺材内取出一些首饰、铜器等，都放在旁边的一个竹篮子内。随后，一个工人从棺材内拿出一件像戏台上戏服一样的衣服放在棺材板上，没过几分钟，就有人叫喊：“那件衣服变成碎片了!”人们都惊讶不已。那位年长的老工人说：“从古墓掘出来的丝绸衣服，只要放在空气中一见光，都会变成锡箔灰一样……”旁边一个人问他，这个墓是什么朝代的?他说：“至少是清朝。这个墓穴的家人肯定没有想到今天墓穴会被挖，连尸骨也没人来收。”周围的人不由点头叹息。一位工人将棺材内的遗骨归拾到一个暗棕色的陶罐中。
　　
            我想，要是在今天，文物部门一定会加以关注，考证出墓穴主人的身份的。
　　
摘自《上海滩》2008年第7期 成彦

想迷路么？很难。

Axel Peemoeller / Eureka Tower Carpark:
 

 

  

 

 

 

 

 

书名Possession和书一样有很多隐喻。追着看了电影。Jennifer Ehle的眼神让人沉迷。

处暑的“处”是指“终止”，处暑的意义是“夏天暑热正式终止”。所以有俗语说：争秋夺暑，是指立秋和虚暑之间的时间，虽然秋天在意义上已经来临，但夏天的暑气仍然未减。

晨，大雨过后，很应景，有秋天的感觉了。

夏天就这样结束了。